疫情防控期间，深圳文交所“艺术金融平台”携手我所专家顾问及艺术金融行业专家，为广大艺术品投资者及爱好者推出系列艺术金融公开课。艺术品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在艺术金融公开课中，专家将深度分析艺术金融行业，让广大艺术品投资者及爱好者在居家抗“疫”的时候也能学习和了解艺术金融知识！
本期艺术金融公开课由艺术金融领域专家徐朝辉主讲!
徐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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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朝辉，艺术金融博士，民建会员。2016年受聘为四川文化产业学院教授，讲授《文化艺术创意方法》，现为中国艺术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海南省文物研究会副会长。
2012年出版《图解明代瓷器工艺痕迹.明青花瓷卷》专著；2016年出版针对青少年的艺术鉴赏性读物《与八卦老爸赏艺术》，全套5册，按青铜、绘画、雕塑、古瓷、汉代画像分类，以“三分法”为叙述结构基础，逾400千字。于同年的世界读书日和六一儿童节，两次获得四川省川版优秀图书推荐。该系列丛书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三年获得教育部中小学馆配图书目录推荐。本年即将出版发行《艺术品价值发现论》，逾300千字；《丝路优雅》上下册，逾250千字。
对艺术金融这一前沿学科而言，艺术品价值发现的探讨是基础性话题，但也是艺术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石。因为对艺术品的价值评估必然通过其价值发现来形成共识，从而才能对价值要素进行模块化、结构化和风控结构化，构建艺术品区块链原始区块等，进而才能充分释放其金融属性。反过来讲，如果艺术品的金融属性未能充分释放，那么导致其结果的必然条件就是价值发现环节堵塞不畅通。
基于深圳文交所目前艺术金融板块业务模式，以及该文交所对应的艺术银行、艺术金融学院、艺术品基金等形式创新。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离不开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基础性建构。从艺术品价值发现维度看，只有通过价值发现这一行动，才能有效建构艺术品资源的资产化、资本化、证券化体系性进程，成为中国艺术金融发展方案，展现中国特色艺术金融的时代价值。
从国内艺术金融角度看，以传统艺术品作为考察对象，其面对的状态维度是比较复杂的，原因在于艺术品媒材的多样性、表现形式的丰富性、母题意象的融通性、艺术品根植的哲学性等，由此建构的艺术品范畴远比西方艺术品范畴复杂。从供给端角度看，也就是为艺术市场提供了绝对多数的质量形态产品，而每一类产品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需求者关注度。而此类关注度从客观上反应了艺术品需求端的各种情态，即需求者对艺术品价值的认可、认知、共识程度。反过来讲，这里边其实潜藏了丰富信息，比如是爱好瓷器还是绘画，是喜欢书法艺术品还是玉器雕刻作品等。
因此，对中国传统艺术品及其当下的艺术金融语境来讲，其共性在于它们的“质量”以及“质”和“量”的相关性问题，而其异性在于媒材形态、母题意象、表现手法以及意境生成等要素，而这些都是质量时代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需要考察的主要对象。
一、价值发现在质量时代的定位
“质量时代”看起来像是一个时髦语词，是当下人们对品质生活需求的一种客观反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过程的特征，是对质量词语中“质”的抽提性解读，突出其重要性，强调它对人们美好生活期许的功能性满足，注重了它的物质性描述，对日常生活商品而言，重在关注原材料、生产工艺、市场流通以及消费过程中的标准化建设和溯源性等。
对艺术品而言，是否该从这些方面去认知、释读，强调质量中的“质”呢？估计大家都会有多种看法。看法的不同在于观点差异，自然也就会产生差异性的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会从对应角度影响艺术品自身的价值呈现。这个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非正面的，既有普遍性的也有特殊性。
从艺术品市场角度看，无论是那种情况都会存在于流通过程中，为此，基于个人体悟，认为“分类论质”应该是艺术品质量时代价值建构的一种有效方法，突出不同媒材艺术品就“质”而言所建构文本的差异性。比如书法绘画艺术品与玉雕艺术品因物理材质的巨大差异，其对应作品差异性突出。虽然两者在同一母题意象架构内的人文精神方面具有“等同性”效果，但因为它们之间的媒材价格成本相差非常大就形成了彼此间的“差异性”效果，暂缺赋予此种比较为“等差效应”。也就是不同类别的艺术品因“质”而作等差性价值发现定位，建构适合时代语境的价值发现文本，并赋能于自身的价值呈现。也就是要区别对待，有的注重精神性，有的注重物质性，有的可能就是这两者叠加而各有侧重点，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品的实存以及在市场流通中的具体情态。这三者既独立又相互融合依存，很难说清它们对艺术品价值贡献的占比，但它们一定是艺术品质量的核心要素。
图示一：分类论质
艺术品的物质性相信大家都明白，简单说就是眼睛能够见到的，但对于它的精神性与价值发现以及质量关系不一定深刻认知。这种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取决于价值发现者的综合能力即功夫，比如审美趣味、美学哲思、价值观点，对艺术史的横向、纵向索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学养等。对那些受到此等内容和形式训练的艺术品价值发现者，其建构的艺术精神性“质量”必然远超他者，这就是质量时代艺术品价值发现所客观要求的，也是文化自信、文化艺术繁荣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在质量时代，人们对艺术品价值诉求更趋向于精神性消费，而这种精神性发掘与文本建构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换个角度讲，也就是要向艺术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价值发现文本，从艺术美育方面去作功能释放，带给人们多元化思考。比如通过互联网视频能够深度了解一件宋代龙泉青瓷或者苏轼的书法作品时，你在视频中领略其多种状态美感的同时，与之对应的语言描述更能诱发你的某种欲望和思考，这就体现了价值发现者所带来的高质量信息对需求者的精神性对接。再比如，对艺术品拍卖公司而言，他们所认为的重器或是重点推荐的拍品，对其所作的文本描述一定比较丰富，而且是多角度的。也就是他们所作的价值发现相对比较彻底，能够激发购买者在拍场上的竞拍热度。
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可感知到价值发现是多维度的，是对非标艺术品的立体发现，也就是说艺术品本身所呈现的视觉美感，需要文本语词的参与才能达到相应层面的和谐统一，即需求者层面的“共识性”。其实这种情形在艺术品市场流通中是普遍性的，即便是在一般的古玩商铺中也层出不穷，因为都离不开一种特殊的交流氛围或者文字描述，这与普通商品的买卖关系非常不同。
由此建构的文本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价值尺牍，为艺术品定价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参考维度，使得质量与价格之间拥抱得更紧密，并相对客观反映价格存在的合理基础，且逐渐趋近艺术品价值本体。唯有在突出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才能达成中国传统艺术品估值的量化区间共识，此共识区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动态性，具有约定俗成的动态平衡性。无论是增量艺术品还是存量艺术品，其价值发现都是立足于它的“质”而展开，确切说是围绕它蕴含的人文精神而升华行进。
基于这种判断，质量时代下的艺术品价值发现就必然有其抓手，为此提出了“分类论质”和“等差效应”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抓手之一，并抽提出艺术品所蕴含的高质量精神性要素呈现予需求者消费。通过这种形式所作的价值发现有三方面功能：首先是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得到更为充分释放；其次是能够形成价值评估的共识区间；再就是能够非常精准的供给和建构高质量美育产品，让审美趣味的培养得以广泛普及。
二、趋势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中的等差效应主要考察对象在于人文精神性方面。任何艺术品提供给人们的是精神消费，无论它带给观者欢乐、惊恐、愉悦还是宁静、愤怒等，都是一种特殊情态产品，是有形与无形内在统一的情态结果，这是一般产品根本不具有的特质。而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建构文本描述的价值发现者所用词语及其强调的角度又非常不同，也就是因艺术品所处时间、位置空间以及面对的价值发现者不同，都会呈现差异化的价值发现文本。
换句话说，就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诱导性，以此来影响人们对该艺术品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消费，进而输送到市场流通环节中，从不同维度影响艺术品的金融属性。这种主观性是推动艺术品价值发现过程化建构的重要力量，是一种重要的趋势性因素。比如中国传统母题中的“福禄寿喜”，其文化精神性是众多题材中最为宽泛的，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阶层群体，对其需求都具高热度；无论以什么媒材、什么表现形式来展现的艺术品本体都契合了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多维度的精神消费，这也是它重要的价值体现。
其实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过程也是对作品艺术性不断追问的过程，这个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趋势的呈现。对同一件艺术品而言，在不同时空中会采用不同的追问形式，由此建构的价值发现文本也是非常不同。受趋势因素的影响，艺术品价值发现就成为了一个永恒话题，也就是它的价值发现永远在路上，在当下语境中，没有谁能穷尽它的人文精神内涵，以“意韵”为审美主导的中国传统艺术更是如此。
换个角度看，探讨价值发现与趋势之间的关联度，其目的在于解决艺术品估值方面人文信息的数据化支撑。在不同趋势情形下，艺术品的估值是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这种不同采用某类数理形态来描述，必然是波浪形，并非直线状态；就一件艺术品的估值来讲，同样也是波浪形。当我们在作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时，如果没有充分考量趋势因素所带来的功能性影响，那么由此形成的文本信息对评估的权重就会被削弱，就会脱离实际而不具针对性和现实性。
价值发现是动态过程，趋势在艺术品语境中是一种方向性导引，同时也是影响艺术品评估的关键性因素。在质量时代趋势下，价值发现在艺术品及艺术金融生态圈中也存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比如宗教题材艺术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性题材艺术品，在当下语境中作价值发现就有非常不同，其侧重点就需要谨慎对待，即便承载它的媒材、表现形式完全相同，且为同一艺术家之作品。
由此可见，随趋势语境变化，艺术品的核心价值即人文精神释放角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根源上就注入到了艺术品的价值评估框架内。也就是说，艺术品价值有它的时代性，随时代变迁而呈现适应性的价值释放，客观上要求价值发现为一动态过程。在后续的研究中会提到，任何艺术品从本体上讲都存在其价值维度，而价值维度必然通过价值发现者来释放，不然它就始终潜藏在媒材物质内不得呈现，在具体场景中就很难达成有效关注。
三、场景转换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影响
前面从艺术品自身的“质量”状态来作价值发现方面的探讨，是内在的；在这里通过对场景转换来认识艺术品价值发现，是外在的。无论什么表现形式、内容以及媒材的艺术品，都有其处置空间，也就是它应有的场景。从外在因素看，场景发生改变，客观上就打破了它原有的价值构成要素。比如张大千的画作在巴黎展出和在国内某美术馆展出，由此形成的价值发现和估值非常不同。
同一件作品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在某省级博物馆展出所带来的价值发现同样差别非常大。这种情形的产生其基本原因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场景空间转换的结果吗？核心在于场景空间中的参与者（包括展览组织者和参观者）不同。参与者群体的差异本身就对艺术品起到了价值发现的效应区别，并在客观上为艺术品注入了新的价值因子。
质量时代的场景转换对艺术品价值建构、价值管理、价值发现来说尤为突出。因为艺术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需要共享，需要在广域空间场景中传播。反过来也丰富它的人文精神性建构，吸纳与时代背景相吻合的审美趣味、价值理念、空间需求等。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品价值发现及其估值本身就是一套开放性的系统，有其自身发展和建构规律，体现其艺术生生命的原生动能。
艺术金融的对象是可移动且在市场流通的艺术品，它的处置场景转换就意味着价值的再次重构，对于这点大家都有深入共识。因为艺术品是在动态秩序中不断吸纳价值元素在本体内，促进它本体人文内涵的综合性丰富，简单说，也就是赋予艺术品时代精神。就一件艺术品而言，如果它历经数次国际大拍卖公司的参拍场景后、或者经历数次国际国内与此艺术价值关联的学术研讨后，其价值提升度难以想象。因为每次出场它所面对的参与者都有所不同，都会带来不同的关注度、评论度和人文精神内涵诉求度，体现在价值管理上就是高质量的，其价值呈现在短期内就会大幅度提升。为此，从价值发现者角度看，就会把这些高质量信息赋予艺术价值维度来发掘，优化艺术品本体在供给端的展现。
还有一种情形是人们的共识性看法。也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曾有的处置场景是在某位社会名流的府邸秘藏或陈设，那么它的价值发现质量就必然得以提升。对此看法虽然缺乏科学性阐述，但就艺术品作为特殊商品来讲，客观上的确存在，在此需要简单说明。比如民国时期，张大千收藏宋元明清书画艺术品近千幅，并选择国宝级藏画编录为《大风堂名迹》而流传于世，并且他为诸多画作实施了“题跋”，且有部分评述。
就这些数百年前的绘画作品来讲，期间他们应该经历了诸多不确定性的处置空间，比如宋代时期的藏家或宫廷环境、元代时期的藏家空间、明代时期的藏家或皇室储藏以及清代民国早期等，每一场景空间都存在与它们相适应的价值呈现方式和价值信息注入。但在大千先生处置空间场景后，其赋予这些艺术珍品的各类信息更为丰富多元，以远超之前的价值维度。绘画书法艺术品如此，其它门类如瓷器、玉器、铜器、雕塑等艺术品自然也同。艺术品处置场景的转换有纵向的家族传承有序影响，也有其横向的市场流通交易影响。这两个维度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来讲是重要的外在性关联因素。
正因如此，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才会是个永恒话题，并且受到场景转换和趋势变化的双重影响，由此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对艺术价值的动态建构，从艺术本体上逐渐成为自身的呈现体系。这种影响力如鹰之两翼，是驱动艺术价值发现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艺术价值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艺术人文精神内涵高质量建构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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