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新时代城乡关系演变的现实背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快速城镇化持续发展，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显现，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从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城乡融合发展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效结合，是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战略目标和根本遵循。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刻阐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在新时代的历史转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大议题。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受到普遍重视。2021年，国内政治经济学界围绕城乡融合发展展开了大量学术研究。这些研究可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渊源与中国实践；第二，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第三，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第四，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选择；第五，城乡融合发展的量化与经验研究。研究表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提高城乡融合水平、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路，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面对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进行深刻批判，对西方早期城乡关系思想进行合理扬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形成了他们的城乡融合思想，这一思想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进。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及其现代演进，与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在逻辑上相互构建和结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差别、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不同发展阶段，70余年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进程的体现。

王芳、贾秀飞认为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城乡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内在逻辑，分工是城乡分离的根本原因，城乡分离导致城乡对立，城乡对立和城乡差别都随着时间而流变并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关系变革、在全国范围内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大工业和生产要素、重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是马恩所主张的实现城乡融合的主要路径。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关于空间的生产批判分析，进一步延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及其动态演进之间实现了两次互构，即我国城乡关系从分离、差别、二元固化到融合发展，部分地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首次互构；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现代演变，空间的生产批判工具分析与中国城乡关系新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第二次互构。范根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本质在于构建“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马恩认为城乡关系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实现城乡融合必须具备成熟的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后的趋于改善，于二十一世纪迈向融合共进阶段，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从理论层面、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包含了城乡融合的逻辑必然、本质内涵和实现条件，是创新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渊源。面对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新问题，研究者应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精华，加以发展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城乡融合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实践进程贯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线，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国家战略、社会阶级的性质以及当时的城乡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城乡发展主张，历经百年流变，形成了丰富的城乡经济思想，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刘守英、文爱平提出中国结构转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乡土中国阶段，二是城乡中国阶段，三是城市中国阶段，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城乡中国阶段，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十九大报告没有继续沿用城乡统筹或城乡一体化的概念，而是提出城乡融合的新理念，这是对城乡格局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判断后得出的结论，更强调城市和乡村两个板块共生共荣、共同发展。中国城乡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两个板块的隔离，所以要把城和乡之间的这堵墙拆掉，城乡格局的新阶段先是拆墙——拆除桎梏性的制度和政策。“通”了以后城乡才能“融”,“融”是生产要素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到最后才是“合”,“合”的结果就是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两个空间各司其职。

陈雪娟、胡怀国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视角，考察了百年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旧中国现实相结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准备了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这个阶段城乡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城乡的分离和对立。1949—1978年由于政策方向上的工业化赶超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城乡关系从“城乡兼顾”转向“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1978—2012 年改革开放破除了原有城乡关系赖以存在的制度和体制条件，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为“城乡互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条件。2012年以来城乡关系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向“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转变，政策方向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逐步调整为城乡融合发展，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百年城乡关系演变映射出的是现代化由点到面、从局部先发到城乡整体联动的推进脉络，基于这一逻辑，城乡关系从分离到融合的演变进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这些问题也必将随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而得到解决。

吴丰华、张雨提出中国共产党城乡经济思想包含革命战争时期的城乡互助思想、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思想、农业优先发展思想，农工商协调发展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思想、工农业协调互助发展思想、农业机械化思想、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思想，市场化改革中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思想、“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思想、开发式扶贫思想，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思想、城乡融合发展思想、乡村振兴思想、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思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由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以要素融合为前提条件，实现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产业融合为关键之举，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以空间融合为载体，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以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极大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理论宝库，深刻阐释了我国城乡关系转型嬗变的逻辑。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道路蕴含着中央对乡村的再定位和对乡村价值的重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化趋势、城市和乡村的发展规律、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政治经济学界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理解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从理论上说是展开推理分析构建相关命题的基础，从实践上看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

刘合光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在我国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融合发展，只有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乡村振兴战略才具备了实施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完整的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包含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涵盖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占主要地位，乡村振兴居辅助地位；城乡融合发展是目的，乡村振兴是手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都坚守共同富裕根本原则，都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也需要各类资源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两者是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熊柴、蔡继明、刘媛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本世纪初以村庄建设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根据历史经验提出城乡融合协调发展路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指出，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给定农地存量前提下农业人口过多。现行土地制度对要素自由流动造成了极大阻碍，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为了实现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合理配置，必须推进城乡土地同权化改革，实现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界就如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存在不同观点，政府也在不同时期采取多项政策措施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找到问题的突破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是这条路径上的关键点。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场系统性的深层次变革，必须打通阻碍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中的诸多堵点，其中包括畅通城乡间的循环。

余林徽提出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将通过短板效应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收入端看，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地区内需能量；从就业端看，农村居民就业将随着劳动要素投入减少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而减少，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阻碍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从市场化水平看，农村地区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农村供应的商品难以精准符合市场需求。这些方面的问题充分体现出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内在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建立和完善城镇与农村间的双向流通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完善城乡间的循环体系。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缓解乃至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新发展阶段完善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内容，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史在本质上都是重塑城乡关系的进程，随着一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技术变革，要素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也将由单向转变为双向，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此时，城乡融合发展也将面临来自科技革命的多方面影响。

王春光认为，一方面科技进步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国家通过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传播的投入，构建起立体式城乡交流网络，使得科技、城市与传统生产模式之间的融合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对城乡融合发展也存在负面影响和风险，即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加强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总之，科技进步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科技进步要想带来乡村和农业的发展，前提是深入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机制。

都阳认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市化水平看，我国都已经具备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中国劳动力市场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既是二元经济走向终结的重要标志，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开始。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扬、推动从城市到乡村的资金流动加剧、促进信息和技术从城市向农村流动，这些都是城乡融合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新一轮技术变革推动的生产率增长也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不能忽视新技术变革对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挑战，包括农民工群体就业的波动、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等。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既推进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使科技进步真正发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必须构建起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变化的真实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在当时具有典型性的城乡社会问题，共生、共荣、共长新型城乡关系的逐步确立，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新问题和关键性短板。

冯奎认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困难在于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充分、不平衡，必须打破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具体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农村土地进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问题、各类要素由城入乡问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享共建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要在开放的环境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大改革力度，创新改革思维，在改革目标上树立系统论思维、在改革内容上树立重点论思维、在改革阶段上树立进化论思维、在改革模式上树立特色论思维。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制约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性障碍来自于体制机制方面，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抓手。

贾秀飞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不断深入发展，新问题也不断聚集、更新与变化，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存在三大关键障碍：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其背后是城乡关系中人的定位问题；二是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问题，城乡空间资源的流动与分布依然是单向度为主，双向互动尚未形成；三是城乡生态环境差距问题，主要体现为城市环境压力不断转嫁，乡村生态环境负荷加重。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城乡空间发展的不对等，因此，新型城乡融合发展要校准城乡空间方位，重塑多维空间正义，同时，重视城乡空间身份体验，尊重城乡发展的动态规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空间观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均基于空间视角分析城乡关系，前者与我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趋势相暗合，后者与我国当前城乡融合的新问题相观照。学习、借鉴、运用、发展这些理论，突破新时代城乡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障碍，无疑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刘合光、潘启龙提出，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六个方面的差距和短板：一是要素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城乡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性流动，城镇要素向农村流动不畅；二是产业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对城镇产业的吸引力天然较弱；三是空间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混乱的城中村和衰败乃至空心化的村庄是突出问题；四是生态环境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一些城镇生态环境建设不足，农村生态环境普遍较好但也存在区域性、局部性短板；五是治理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城镇治理机制相对完善，乡村治理资源匮乏、治理结构固化、公共产品供给低效；六是制度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存在制度性差别，农村居民在分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收益时缺乏机制设计。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城乡关系进入到强调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彻底打破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必然选择，因此，正确判断当前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距，客观分析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提出弥合差距、补齐短板的对策建议，是非常有价值的。

穆克瑞认为由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城乡融合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主要包括：城乡要素流动不够顺畅，具体体现为城镇化的“不完全性”、土地管理制度的“不适应症”、资金要素流动不畅等；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具体体现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板突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部门化”方式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易受干扰；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农民增收面临诸多障碍，增收空间受到压缩，持续增收面临较大挑战。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这些具体问题和困难，应有针对性地逐一加以分析和解决，为城乡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增加有分量的研究内容和细节。

党的十九大把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彰显了城乡融合发展在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方向，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公开发布，明确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到 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已开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变革成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课题。

高帆认为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导源于经济理论的指引和实践的演变，并与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可基于理论、历史、实践、制度四重逻辑来阐释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将城乡融合发展视为特定国家城乡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向；从历史逻辑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对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深化和扩展；从实践逻辑看，应在不同地区实行多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从制度逻辑看，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体制机制完善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力量源泉。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的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结果，这四重逻辑对于理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丰富内涵、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有重要参考价值。

许经勇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变的高级阶段，其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相联系的经济体制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具备物质技术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要破除妨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障碍，必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逐步打破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藩篱。

崔格格、刘维奇认为城乡融合过程是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互动过程，要素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的内在动力，产业合理布局是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是城乡融合的有力支撑，空间协同、生态优美是城乡融合的最终目的。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城乡融合的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发现近十年来我国城乡融合程度不断提高且具有较高的空间正相关性，城乡融合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内生性因素的促进作用更大。基于新时代的现实背景，科学探究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对于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是实现城乡要素流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和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不断增强，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已成趋势，但我国传统的二元结构特征使得城乡间要素流动依然存在一定壁垒，因此，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以城镇和农村两个分离式要素市场的存在为基本现实前提。

黄燕芬、张超构建了一个中国情境下的“权能—权利—权益”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分析框架，将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措施归纳为还权于土地、赋权于农民、以权利均等化促要素市场化。提出当前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面临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土地权能的身份依附特征明显，致使城乡劳动力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土地权利价值差异巨大，导致城乡土地要素难以平等交换；城乡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权益不对等，使得城乡融合存在制度性障碍。鉴于此，“十四五”期间要从实现城乡土地权能统一化、推动城乡劳动力权利均等化、保障城乡要素权益平等化角度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与城乡融合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然而在现阶段，仍需将城乡融合发展纳入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情境中，重点完善农村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权能、权利和权益。

当前，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因此，城乡经济循环受阻、城乡要素流动不畅的突出问题是城市要素如何融入乡村。

谢东东、赵泽皓、孔祥智指出在我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形成分割、打破分割、开始融合的演进脉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视乡村多元价值、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需求等，凸显了乡村向城市开放的迫切性。面对乡村要素难以集聚、服务质量低下及集体产权开放性不够的现实挑战，应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搭建人才下乡机制，引进相关紧缺人才成为新村民，推动乡村开放水平提高。钱文荣、郑淋议着眼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认为当前仍然是以农村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与融入为主，城市居民流向并融入乡村相对较少，主张应大力推动以乡村发展为目标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为此，应全面开放村庄，并构建相应的制度体系，包括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让乡村出得去；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下乡市民村民化，让乡村进得来；深化农业经营制度改革，推动农业经营职业化，让乡村留得住；深化乡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成为创业大舞台。乡村开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现阶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和重要发力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及《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都提出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承载空间及其重要地位。

冯奎主张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实现城市和乡村更高质量的发展，从中国发展的现状来看，城乡融合应立足于推动县域发展，为此，要合理纠正以往存在的城市偏向主义观点及其政策导向，即城乡融合发展要立足于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不能一味地站在有利于城区的立场，将农村的要素大量抽走。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县域的普适性强；二是县域有稳定完善的行政主体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性推动力量；三是县域范围内的县城、小城镇与乡村要素齐全，是城乡融合的有效空间单元。“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提法，有明确的问题指向，不能脱离具体问题，而要考虑各种情况，因地制宜加以实施。通常认为，实践中存在都市圈、县域、发达镇三类城乡融合空间单元，其中，县域以其自身特有的优势，成为现阶段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如何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也将成为当前的一项主要研究内容。

科学设计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准确量化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是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年来，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拉开档次法等定量方法，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时方艳主张选取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时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定性指标定量化等原则，同时兼顾重要性与全面性、动态性与稳定性。以此为原则，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空间要素、城乡文化、城乡制度6个方面构建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例如，经济发展(A1)下含现代农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GDP水平、城乡投资状况、城乡生活水平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社会发展(A2)下含城乡医疗卫生水平差距、居民消费差距、居民生活消费质量、城乡社会保障等。每个二级指标均用具体的指标来表示，例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表示。

孙群力、周镖、余丹从产业、生态、文化、生活四个方面构建了 16项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我国30个省市区2007—2017年间的城乡融合水平，并借助相关方法分析了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差异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呈逐年提高趋势，但提高的速度开始放缓，同时，区域之间存在差异，差异在全国层面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姚毓春、梁梦宇通过构建反映城镇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2—2018年城镇和乡村发展水平指数，进一步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乡融合度，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探讨影响城乡融合度的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样本期内我国城乡融合度逐年上升，但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多数省份处于低等级协调发展阶段，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交通及通信设施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提高城乡融合度的重要因素。谭鑫、曹洁考察了2003—2018年全国31个省市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生活融合水平，使用的指标分别是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发现我国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和生活融合水平都表现出明显的提高趋势，并呈现出经济融合优于生活融合、东部优于中西部的特征，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在领域和地区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集聚对城乡经济融合均产生了正向集聚效应，但难以对城乡生活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借助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运用规范适当的评估模型，可对我国不同省份或同一省内不同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作为指导，也需要扎实的底层实践予以落实。实际中贯彻了试点引路这一改革办法，先在有一定基础的省份开展城乡融合发展试验，推广成功经验，待条件成熟后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和政策。2019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18家单位，联合发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明确了试验原则、试验目标、试验任务、试验方式、政策保障，同时确定了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这11个试验区有5个在东部地区、2个在中部地区、3个在西部地区、1个在东北地区，试验区先行先试，为探索和解决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王大伟认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在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突破：一是更加突出促进要素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引导城市先进要素流向农村；二是更加突出城乡产业融合互促，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设和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三是更加突出公共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机制；四是更加突出城乡共同富裕目标，健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王飞虎、陈满光、刘丽绮就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试验重点、融合策略、探索路径进行了比较，认为城乡融合存在区域异质性，应分时分区分类采取不同的策略。提出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存在乡村物质文明城市化特征明显、乡村发展难以形成持续动力、乡村文化逐渐被替代、部分经验做法难以全面推广、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缺乏有效保障等问题，各地应识别在地发展条件，尊重乡村文明，围绕空间、产业、生态、社会等多个方面分类施策。

多年来，浙江省嘉兴市在城乡关系改革方面一直居于全国前列，是首批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岳文泽等探讨了浙江嘉兴在“两分两换”基础上形成的“人—地—业—权”四同联动新城乡融合模式，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制度；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突破，盘活农村土地要素；以产业融合为基础，搭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以权利保障为纽带，赋能农民权能体系。我国的城乡融合是在新技术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呈现出全新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趋向，浙江衢州的乡村未来社区建设堪称代表。田毅鹏认为浙江衢州的乡村未来社区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使城乡融合可以通过未来社区建构这一创新性实践，形成新的城乡融合平台及运作模式。在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原则下，通过以宅基地改革为核心的村庄开放模式实现城乡融合，是四川省郫都的实践探索。郫都是成都市周边的近郊区，包括郫都在内的成都西部片区是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郫都在新一轮宅基地改革中统筹推进“三权分置”,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放活使用权，同时，积极推动乡村开放，实施新村民融村计划。

2021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的复函》(发改办规划[2021]135 号),原则同意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要求各有关省份尽快印发方案并认真做好各项组织实施工作，标志着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和改革探索进入加速落地阶段。下一步，相关省份将印发试验区实施方案，未来几年，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将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城乡融合发展有着深刻而现实的时代背景，是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新突破、新定位，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缓解并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目标指引。政治经济学界要不断丰富深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助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实施，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道路的完善。